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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区分局三里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的红色摩托车被盗。经调查,民警辅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杨某,辅警沈智健仔细记下了其体貌特征。在下班途中,沈智健与一名“眼熟”的男子擦肩而过,经比对正是盗车的杨某。沈智健立即汇报请求支援,眼看杨某即将离开,他一边大喊一边控制杨某,最终,警民联手合力将其抓获归案。7月9日上午,九江市公安局对沈智健进行表彰奖励,授予其二级嘉奖。
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
人民网北京7月10日电(欧阳易佳、王雅蝶)7月10日,生态环境部举行媒体吹风会,发布《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基于2024年5月至6月现场调查结果、卫星遥感资料和历史调查研究资料,全面系统评估黄岩岛海域环境质量状况和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分析面临的主要压力和生态风险。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