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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在此，虽不能排除他对西方价值的回护，但同样昭示着全球领域内容多元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中华文化与不同文明开展对话，正视挑战并回应冲突。
改革味要浓、成色要足，改革举措就要有鲜明指向性，奔着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去。今天，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哪一项都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群众多方面、多层次需求。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才能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身到心到，把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改革的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切实提升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实效性，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才能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下功夫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高度重视解决实际问题，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实打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凝心聚力推动发展，我们必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