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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冯某和妻子张某承租某区南巷15号院（下称“15号院”）北房、东房两间公有住房。2020年6月，二人经判决离婚并确认上述两间公房由张某承租和使用。张某向某区房管局申请办理公房承租人变更登记，但区房管局迟迟未办理变更手续。后张某以某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某区政府称因案涉东房现系他人的私有房屋，无法办理变更手续，只能将北房的承租人变更为张某，但法院判决认为本案实质是离婚判决的执行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遂驳回张某起诉。张某提出上诉、再审申请后均被驳回。2023年2月，张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法院接到原告的起诉材料，详细了解了案情后，认为将案件导入诉前调解程序不仅能够节省办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更能为原告节省诉讼成本。随后，案件分流到特邀调解员手中，调解员迅速与被告取得联系。被告承认了拖欠原告饲料款的事实，并表示，自己所在位置交通不便利，且经营的养鸭厂离不开人。调解员决定采取巡回调解的方式调解此案。调解员实地踏查了养鸭场，发现养鸭厂的规模很大，但是流动资金较少，需等到鸭子出栏后才能回款，所以被告无法一次性给付货款。调解员向原告说明了被告的苦衷。经过多轮调解，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为促成双方未来能够长期合作，调解员阐明利弊，说服双方达成长期合作共识。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均表示可以继续合作。此案不仅实现了双方“共赢”，也为当事人节省了诉讼费用。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2011年11月，熊某在某村设立某奶牛合作社，建有一奶牛养殖场。2016年8月，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河道水质治理目标，某街道办事处和某村村委会共同向某奶牛合作社发出《告知书》，要求关停奶牛养殖场。同年8月16日，村委会与熊某签订《奶牛搬迁协议书》，补偿奶牛迁移费用11.3万元，同时工作人员告知熊某，投入资产可以按照拆迁政策予以补偿。熊某及某奶牛合作社同意关停并向某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提交拆迁补偿申请。某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申请书上签阅“按照相关政策予以办理”。2018年，某街道办事处向奶牛合作社作出回复，没有规划对养殖场进行拆迁，不能按照拆迁进行补偿。某奶牛合作社诉至某区法院要求街道办事处撤销回复并补偿。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奶牛合作社对某街道办事处的承诺产生合理的信赖，奶牛养殖场被关停的合理损失应予补偿，但其中可移动资产仍然属于某奶牛合作社所有，在补偿费用中应予以扣除，遂判令某街道办事处补偿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设备损失、企业经营损失等884万余元。某奶牛合作社申请再审被驳回，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