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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张雪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
“以往法治副校长是除区公安分局委派社区民警担任外，其他政法单位大多与学校自行对接、推荐，管理和监督情况都由各部门内部掌握，对法治副校长的履职缺乏全局指导和刚性约束。”据渝中区法学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打破政法机关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防线，渝中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联席会决定，由该区法学会牵头建好用好法治副校长队伍，联合教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司法局等六部门出台《重庆市渝中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强化法治副校长的选用、管理和考核，从法治教育领域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