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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对某中亚公司应付监理费的认定符合合同约定，某中亚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川某工程公司要求陕西某化工公司对其全资设立的某中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涉及股东义务问题，应适用某中亚公司设立登记地法律即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法律予以认定。《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57条第3款、第9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为一名自然人或法人，股东负有足额出资的义务，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但也存在法定和约定的例外情形。《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116条第2款、《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7条分别对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但对一人公司并未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即法人人格混同推定的做法。因四川某工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关于陕西某化工公司与某中亚公司人格混同的主张，故该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对股东义务的法律适用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西方基督教教义有“博爱”精神，基本可以概括为爱上帝、爱自己、爱他人。“博爱”精神中“爱他人”的方面，有许多说教与中国“仁爱”内涵相近相通。博爱精神在协调、沟通、融洽人际感情方面，本来应该显示出巨大的存在价值，对群体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之形成，乃至于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建立，也应发挥积极有效作用。但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宣扬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博爱精神”在西方的价值世界中被忽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