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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证监会持续加强程序化交易监测，组织证券交易所研究制定瞬时申报速率异常、频繁瞬时撤单、频繁拉抬打压、短时间大额成交等4类监控指标，于今年4月起开展试运行，并对频繁触发指标的程序化交易投资者进行督促提醒，促进规范其交易行为。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加强与香港方面会商沟通，研究推进北向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落地的方式和路径。
数字化时代，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也不得不追问一些个人信息会不会被过度地手机保存？大规模商业应用下，如何从数据收集、使用到备案、删除等全过程、多领域及时跟进，做好安全保护，避免成为“行走的密码”。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划定合理使用范围，拉起违规使用的高压线，促进消费环境不断优化。另一方面，企业也应当自律，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解决消费者的痛点问题，从技术层面封堵信息泄露的漏洞，切实保障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同时，消费者也应该提高自我隐私保护意识，敲响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警钟。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