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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现象，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梁指出，首先要对人工智能应用违法的侵权主体进行明确划分；其次要对人工智能应用违法责任（后果）分担机制进行构建；再次，在综合考虑法理及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立法，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应用相关法律体系，推动技术研究及科学发展，加强监督监管机制。
2024年3月，贺州市民义某收到一份陌生快递，包裹内装有一份印有政府机关“印章”的“文件”。“文件”声称，只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并提供相关资料，就能获得高额“扶贫基金”。义某随即按照“文件指引”到指定软件平台注册信息，被以“先缴纳转账手续费方可申请”“信息输入错误”等理由，先后支付2.45万元后，义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并报警。目前，案件已成功告破，抓获嫌疑人3名。
在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权属和类别认定、面积丈量、数量清点等环节调查不实、不细。外业调查后公示内容不完整、公示内容造假、公示时间不足等情形。比如，在登记确认权属、面积丈量、数量清点时，优亲厚友，有意给部分群众多划土地、多记面积、多点数量，甚至捏造人名、虚假登记信息骗取补偿款等与事实不符、影响公平公正的行为；公示过程故意隐瞒事实、范围、户数及附着物数量无故增加或有意减少。
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不是泥于迹，而是守其意；是“神似”而非“形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味着君臣父子都要各尽自己的职分，做自己职分内应当做的事。一个人做他应当做的事，也就是遵循固然之理、本然之性、当然之则去行事，才是道德的选择。今天固无君臣关系，但每个人都要做自己所该做的事这个道理本身，却是不会过时的，也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