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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了法律查明报告，就多个争议焦点提供了观点相左的法律资料。查明报告中包括成文法、判例法以及英国法学著作如《奇蒂论合同法》等，其中判例涵盖合同默示条款的解释、合同终止权利的放弃、违约损害赔偿范围、免责条款等多项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第一，法律意见书无论是由域外法查明中心或外国律师出具，其性质均为关于外国法律的专家证言，应交由当事人质证。第二，在外国判例法数量庞大，双方当事人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异议且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当事人提供法律内容及相关辅助学术资料、有关法律专家的意见说明等，经过综合分析、比较、甄选，最终对域外法律的内容作出认定，不能以当事人存在异议为由而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本案的处理体现了坚持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查明并准确适用域外法律，对于提升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共同体”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而东方则可追溯到《尚书·尧典》，始于尧舜立“人伦”，成型于周公作“周礼”，孔子继承周公思想创立儒学，延及战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儒家道统传承为己任，立志赋予“周礼”新的生命力，创立了以“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三重辩证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共同体”思想。
西方国家强调“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则属于一种资本至上的功利主义。“义利之辨”追求的是个体、群体与他者之间的“共赢”，以实现国家之间乃至全体人类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因此，中国的外交工作一直坚持“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由此，“义利之辨”既彰显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文化底色，又呼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