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克孜尔石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克孜尔石窟在对以佛教为载体的西方文化有选择性吸收的基础上,完成了本土化,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心柱窟,是克孜尔石窟中非常有特点的洞窟类型,起源于印度的塔庙窟。印度塔庙窟一般规模很大,主室两侧有列柱,后室的佛塔是覆钵形,而且不与顶部相连。但是进入龟兹地区后,由于本地岩质为沉积岩,比较疏松;因而规模变小,列柱消失,佛塔也与顶部相连,成为现在这种蘑菇状的立面。它是佛教艺术本土化、中国化的结果。苗利辉,历史学博士,文博研究馆员。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副所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美术学院“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佛教考古以及文化研究,多次参加新疆地区考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主持或参加7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编著《图像与意义:龟兹石窟佛像画研究》《新疆古代石窟》等6部著作,参与《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文化》等6部著作的编写。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