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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修复”是“失信惩戒”的后半篇文章，失信主体退出机制是完善信用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坚持系统监督、穿透式监督，及时发现行政非诉执行程序及行政非诉执行程序转为破产程序等领域普遍性、多发性问题，以数字赋能专项监督，对已主动履行完毕、强制执行到位作结案处理、破产程序终结的案件，督促法院及时解除失信执行措施，启动企业退出失信名单程序，为被执行人松绑解困，修复企业和个人信用，重振经营主体恢复正常经营的信心，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共同推动社会信用水平提升，法治营商环境优化。
“中国虾谷”共享法庭还积极探索多元调解机制。在纠纷发生后，法庭干警会与双方当事人耐心沟通，积极寻求调解的可能。同时，吸纳人民调解员和行业调解员参与纠纷调解工作，这些调解员了解社情民意，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调解。通过多元化的调解方式，许多纠纷在诉前就得到了妥善解决，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更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